文人才情看對聯
這次展出的明清狀元、進士的書法作品，除了臨摹前人作品外，主要都是自己寫的對聯。很多人所寫的對聯對仗工整、嚴謹，意境悠遠，展現出當時他們作為“精英”文人的文學功底和才情。作品中，如“蓮葉東南臨水檻，柳條西北看山樓”，“青山不墨千秋畫，綠水無弦萬古琴”等，都是對聯之中的佳作。前者是清光緒十八年（1892年）狀元劉福姚（廣西臨桂人）的作品，他也是廣西最后一名狀元，名字刻于今桂林王城東華門“狀元及第”牌坊上。
此次在柳展出的，還有清代第一名狀元傅以漸（山東聊城人）的作品：“陶令愛文常對酒，庾公逢月每題詩”。傅以漸是順治三年（1646年）狀元，也是康熙的師傅，官居相位，鞠躬盡瘁，任勞任怨，以勤政清廉著稱于世。這副對聯中，“陶令”指東晉詩人陶淵明，“庾公”指北周文學家庾信。作品體現了傅以漸向往陶淵明、庾信之風范，也側面反映出他本人的博大胸懷。
關于他有很多歷史典故與傳說，其中最有名的莫過于“仁義胡同”：傅以漸在京為官時，家人曾因宅基地與鄰居相爭，父親寫信給他，讓他出面找山東的地方官打個招呼。他看信后，立即寫了回信。家人展開一看，只有四句話，全文為：“千里來書為堵墻，讓他三尺又何妨；萬里長城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”家人讀后，深知其意，主動將宅墻退后三尺，鄰居知道后為之感動，也學著讓出三尺，于是出現了一條六尺多寬的胡同，被命名為“仁義胡同”。這件事，在鄉里傳為佳話。后來，康熙皇帝南巡路過聊城，獲知此事后頓生褒獎之心，揮筆題寫了“仁義胡同”四個字。康熙題詞和傅以漸的詩后來都被刻成石碑，嵌入墻中。
傅以漸在朝中雖官居顯耀，卻以簡樸無華著稱。別的官員騎馬坐轎上朝，他卻只騎一頭毛驢。順治帝恩準他可騎驢進出午門，有時他的學生、年幼的康熙為其趕驢。一日，此情景被順治看見，大笑不止。不幾日，傅以漸接到皇帝親賜一卷畫軸，御筆為他繪制了一幅《狀元騎驢圖》：一頭黑灰色毛驢，韁繩是順治拎著；康熙則如頑童，持鞭催驢兒在后；他卻像南極仙翁穩騎驢背。有一次，他賞畫之后，在御印旁題字一行：“閣老騎驢，皇帝拎韁。天子趕腳，悠哉悠哉。”傅以漸的七世孫傅斯年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，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、國立臺灣大學校長。
這名狀元很“偶然”？
此次展出的還有很多名人狀元、進士作品，如劉墉、李鴻章、翁同龢、徐世昌等。其中，劉墉除了在政壇的卓越成就外，還與同在乾隆朝的翁方綱、梁同書（這次也有作品展出）、王文治并享書法聲譽，當時人稱“四大家”。論書法藝術成就，當推劉墉最高。此外，還有張之洞的哥哥張之萬、打出中國陸地中第一口油井的曹鴻勛、與張謇被稱為“商部實業兩狀元”并在中國率先發行股票債券的黃思永等。
以上的狀元、進士都有著突出的成績，而有人卻背負著“中狀元是因為名字取得好”的名頭，一直耿耿于懷。這就是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狀元王壽彭。
當年，年僅27歲的王壽彭還沉浸在奪魁的喜悅中，朝廷里便傳出了他中狀元是“因名得福”的偶然論：進士名單上，王壽彭的名字讓主考官眼前一亮，“王”、“壽”、“彭”正應了“王者壽比彭祖”之意。“老佛爺”凌駕于皇帝之上，是當然的“王者”；“彭祖”則是傳說中的壽星。主考官認為，“老佛爺”正操辦壽事（1904年為其七十大壽），倘見到考生王壽彭的名字，定然欣喜。于是，主考官將王壽彭的名字置于參加殿試的考生之首，呈于慈禧面前。慈禧一見“王壽彭”的名字，果然心花怒放，立即點為狀元。一時間，“偶然”之說愈傳愈廣，幾乎人盡皆知。王壽彭有口難辯，寫了首打油詩公開回應：“有人說我是偶然，我說偶然亦甚難。世上縱有偶然事，豈能偶然又偶然。”
盡管有如此傳說，但王壽彭能通過重重科考程序高中，當然并非偶然，也絕非庸才。1905年，清政府宣布“預備立憲”，派載澤、端方等五大臣出訪歐美及日本，考察憲政，王壽彭則奉命與劉春霖（末代狀元）等赴日本考察政治、教育與實業，這本身即說明清廷對王壽彭才能的認可。考察歸國后，其所著的《考察錄》很有“立憲”意識，提出了不少改良教育與倡導實業的建議。
王壽彭工于書法，時人以得其片紙只字為榮，這次展出王壽彭的一幅四掛書法作品，內容展示了其對楷書的獨到見解，文字體現了其深厚的書法根底。（記者 謝永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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